罗曼·罗兰年轻的时候非常崇拜三个人：贝多芬、莎士比亚和列夫·托尔斯泰。可是托尔斯泰在他写的一本名为《怎么办？》的小册子里偏激地排斥世人看中的文学、艺术。他甚至把莎士比亚称作四流的作家，认为贝多芬不过是肉欲的引诱者。这使22岁的罗曼·罗兰困惑不解，就好似正在大海上航行的船失去罗盘一样，怎么办呢？他思索再三，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，诉说内心的矛盾。很快，托尔斯泰回了他一封长信。在信中，托尔斯泰阐述了他泛爱的人道主义思想。他认为，无论从事哪一样事业，包括文学艺术的动机，都应该是为了爱全人类，而不是为了爱事业本身。艺术家如果没有这样的爱，他的作品就不会有价值。只有沟通人类的情感，消除人类的隔膜的作品，才是成功的作品；只有为了坚定的信仰而能牺牲一切的艺术家，才是有价值的艺术家。托尔斯泰这一番话，给罗曼·罗兰留下极深的印象，对他一生都产生了影响。
很长时间，罗曼·罗兰住在巴黎一幢五层小楼顶层的两间小屋里。他每日的生活就是读书、做笔记、写文章，一天只睡五个小时。寓所附近有一个公园，但是罗曼·罗兰很少到那里去散步，他所有的休息就是变换一下自己正在干的事，譬如，放下哲学书，拿起一本莎士比亚的诗集，或是放下写作的文章，给朋友复信，他唯一的娱乐，是在黄昏的时候，坐在钢琴前面弹奏一曲贝多芬。
这时的罗兰还默默无闻，他写了许多剧本却无处发表，因为他对当时文坛的浅薄非常不满。他和朋友一起自编自写，出版了个刊物，他的剧本、名人传记以及后来使他名声大噪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都先发表在这个刊物上。这个刊物不为赚钱，所以既不登广告，也不问销路，当然也就没有稿酬，罗兰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，但是信仰支撑着他，就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主人公所说的，“成功不是他的目的，信仰才是他的目的”。罗曼·罗兰的信仰是沟通人类的同情，实现世界的和平、爱、真理和公道。
从1904年开始，罗曼·罗兰用了八年时间创作出十卷长篇小说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他说：“民族太小了，世界才是我们的题目。”他成功了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使罗兰在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然而，罗曼·罗兰成名的那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，伴随成名而来的却是骂名。罗兰因为反对战争，主张人道、和平，特别是他发表的反战政论《超乎混战之上》，使他成为被民族沙文主义涨昏了头脑的国人攻击的众矢之的。卖国贼是他的头衔，协助敌人是他的罪状。一时间，他成了法国报纸咒骂的中心。一位“爱国者”收集了许多照片和所谓证据，编成厚厚一册，作为罗曼·罗兰“通敌”的铁证，许多朋友也纷纷离他而去。幸而罗兰当时住在瑞士，如果在法国的话，他很可能被狂热的“爱国者”所暗杀。但罗兰不为所动，矢志不渝。战争结束，大浪淘沙，那些咒骂他的人和文章以及加在他头上的骂名，自是灰飞烟灭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罗曼·罗兰在沦陷的法国闭门写作，表达他对侵略战争的抗议。他的书籍被纳粹分子焚毁，法国傀儡政府禁止学校用他的作品作为教材和读物，罗兰处在很艰难的境遇中。1944年8月，巴黎光复，12月罗曼·罗兰与世长辞，他到底看到了自己毕生追求的信仰又重现光明。
（摘自《传记文学》1999年第6期，皖生文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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